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
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进而逼迫更多出口。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潜在风险是发生关联交易。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则高于GDP增速。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曾经在威权体制加混合经济的模式下实现了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在多样的目标下如何进行取舍，是公共财政型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更多的民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必由之路。相反，少数能够较好地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如韩国），不仅实现了收入的相对平等分配和政治基本稳定，而且维持了长时间的增长。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首先和中国基本国情有关。
尽管农业比重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多数农业收入在统计上算做劳动者收入），但即使是在工业内部，劳动者工资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在下降。但这20年经济增长是非常规的，不是靠增长通常依赖的因素。我在这里提出的政策建议之有效性的前提，是这一政策已经确定地导致了的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最初二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大约二分之一，是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贡献。我假设2050年中国人口进入稳态（故排除了任何新的人口政策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一数值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缓慢，主要因为收入分配迅速地变得不平等。根据2006年美元不变价计算的各国人均收入数据推测，我预期中国人均收入在2050年大致将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二，这是目前的新加坡-日本人均收入之比，但可能更低，例如与目前韩国-日本人均收入之比相似（大约三分之一）。
以上关系并未考虑制度变量。长期而言，不合理的制度可将一个社会锁入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不合理状态。
所以，我特别地要用工资增长来表示实现了的人均收入增长。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它的简单运用是逆向归纳，即由一个大致合理的终止状态沿时间递推返回到现实中的初始状态，得到一条预期演化路径。长期增长率达到8%以上，这一假设的不合理性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制定一套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劳动工资赶超政策，在长期不合理的制约下，争取在较短时期内，例如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使劳动工资保持超越常规的增长率。
可是，由于转型期中国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还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能不加解释地列出最重要的三类政策，旨在实现劳动工资在未来几十年内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超常增长。注意，这里的人均收入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总人口之比，而是当真进入我们每一个家庭消费预算的人均收入，不妨命名为实现了的人均收入。如果日本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每年1.5%，这是一个长期而言合理的假设，那么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必须超过每年8%，这是一个长期而言不可持续从而未必合理的假设。关于这三项长期变量的长期研究表明：（1）自然界的哪些成分对人类而言成为自然资源，取决于人类的知识。
我们在两代人或更长时期内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它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有更系统的调查和研究这样，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劳动工资的超常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导向的投资策略，成为补偿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超常老龄化的必要政策。
我假设2050年中国人口进入稳态（故排除了任何新的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最初二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大约二分之一，是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贡献。长期而言，不合理的制度可将一个社会锁入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不合理状态。我在这里提出的政策建议之有效性的前提，是这一政策已经确定地导致了的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任何一个经济的长期变量（短期而言可视为 参量），必须包括人口要素（劳动和基于幸福感的个人偏好以及基于各种伦理原则的社会偏好）、自然资源（以改善人类生存及其环境为目标的生产资料及其存量）和知识存量（理论的和实践的）。我们在两代人或更长时期内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它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有更系统的调查和研究。现实是怎样的呢？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是日本的大约三十分之一，这是我的反演预测的初始状态。
根据2006年美元不变价计算的各国人均收入数据推测，我预期中国人均收入在2050年大致将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二，这是目前的新加坡-日本人均收入之比，但可能更低，例如与目前韩国-日本人均收入之比相似（大约三分之一）。今天，确定地，基于人口经济学的大量计算，例如根据王丰和梅森2008年的英文报告（《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第五章），这一政策的长期后果之一是：在1983年至2013年期间，人口红利（第一类的和第二类的）对经济增长率有正的贡献，而且这一贡献的份额相当高，占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总增加值的大约六分之一。
注意，这里的人均收入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总人口之比，而是当真进入我们每一个家庭消费预算的人均收入，不妨命名为实现了的人均收入。我的政策建议是：（1）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孩子若考取重点高中或大学，由政府补贴乃至完全免费教育。
关于这三项长期变量的长期研究表明：（1）自然界的哪些成分对人类而言成为自然资源，取决于人类的知识。所以，我特别地要用工资增长来表示实现了的人均收入增长。
（2）低收入家庭接受了大学以上教育的成员享受高于各种全民保障的社会保障服务和额外生育补贴。熟悉斯蒂格利茨次优定理的读者知道，与一套不存在任何政策干预的自由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优方案相比，哪怕只存在一项干预性的政策，那么，新的最优方案（所谓次优）通常要求有更多的干预性政策来补偿第一项政策的效应。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人口红利完全消失那一年（2014年）以后继续增长至2050年进入稳态，经历36年的时间，与日本之比，从三十分之一攀升至三分之一（下限）或三分之二（上限）。南方周末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计划生育 。
可是，由于转型期中国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还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能不加解释地列出最重要的三类政策，旨在实现劳动工资在未来几十年内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超常增长。以上关系并未考虑制度变量。
再假设一个大致合理的终止状态，可再得到一条预期演化路径。改革卫生部为国民健康保障委员会，推行医院属地化运动（即各医院只向本地民主选举的医监负责，预算由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
如果日本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每年1.5%，这是一个长期而言合理的假设，那么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必须超过每年8%，这是一个长期而言不可持续从而未必合理的假设。（2）知识存量的增长（即新增知识）速度，反比于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并且，宪法和中央政府应维护和鼓励公民在全国范围的迁移自由。而在最近十年内，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策和制度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成果的很大一部分，已被单纯由腐败和不公平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布而抵消了。这是我假设可达的终止状态的下限。但是在2014年至2050年期间，人口红利转为老龄化负担，将每年拖低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5%，连续36年。
这就意味着中国-日本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之差是6.5%或更高（若要达到上限的话）。若不如此，则我们的计算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将永远无法达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这样的反演预测，不同于常见于大众媒体的任何预测。这时，惟一的希望在于：社会有能力制定一系列纠正性的政策，从而改变制度演化的路径。
它的简单运用是逆向归纳，即由一个大致合理的终止状态沿时间递推返回到现实中的初始状态，得到一条预期演化路径。（3）改革教育部为基础教育委员会，推行大学属地化运动（即各大学只向所属各省民主选举的教育总监负责，经费预算由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在民政部增设高等教育助学司。